香港教育局对“毒教材”出手了……
在香港，呼吁通识教育检视问题的声音一直不断。通识科与社会事件紧密联系，落实时却存在漏洞，容易让别有用心者传播及渗透偏颇资讯，令部分学生受到“毒害”。
近日，香港教育局称为保证学生福祉，决定“特事特办”，为出版社提供专业咨询服务，希望出版社在这个学年内完成已出版通识教材的修订工作，还称将考虑课本送审的可行性。
▲资料图片（香港“橙新闻”）
据香港“橙新闻”23日报道，香港教育局副秘书长康陈翠华表示，现在的通识科教科书无需送审，市面上流通的多套所谓高中通识教育科“教科书”也都未经局方审批，但这些“教科书”却被颇多学校采用，并成为一些人煽动暴力的宣传品。此前，就有港媒多次曝出，一些别有用心者利用通识教育“不送审、无标准”的漏洞，制作出称为“教材”的政治宣传品，煽动学生参与“抗争”甚至激进、违法行为。
康陈翠华称，香港教育局理解民众对于通识科教科书素质的忧虑。为保证学生福祉，香港教育局决定“特事特办”，为出版社提供专业咨询服务，以提升现阶段已出版的通识科教科书的素质。
康陈翠华指出，咨询服务是局方与香港教育出版专业协会经讨论后达成的共识，她强调，教育局期望出版社在这个学年内完成修订的工作，此外，也会考虑通识科的长远素质保证措施，包括课本送审的可行性等。
港媒指出，香港通识教育开展已10年，本意是要让学生“加深对社会、国家、世界和环境的触觉，培养正面价值观”，但从今年夏天一些激进青年的表现看，通识教育自由而博雅的本意，显然落空。香港通识教育提倡关注现实、提倡批判性思考，这本身是有意义的，但在香港国民教育缺失的背景下，一味强调批判性思考，就会变成一条腿走路。
在2018年施政报告中，林郑月娥特首强调：“我们的教育政策目标，是培养青年人成为有素质的新一代，对社会有承担、具国家观念、香港情怀和国际视野。”今天香港的教育，能不能承担起这个目标？需要反思，需要共识，需要改变。因为一旦在教育上输掉，就会输掉一切。香港通识教育，是时候检视和改变了。
香港的教育问题出在“隔断”
为了增强港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的认同，香港特区政府曾提出增设国民教育及德育课程为中小学必修课，但却受到了巨大阻力。
一些人指责增设国民教育就是一种“政治洗脑”，并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最终，导致在香港增设国民教育这一计划搁浅。
其实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众所周知，在1997年回归之前，香港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英国的殖民地。“而殖民教育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隔断与母体的关系，英国人讲鸦片战争肯定不会提‘侵略’。”韩震说，所以一直以来，香港的教材讲得更多的是西方文明的先进和东方文明的落后。
回归后，香港在“一国两制”前提下仍保有极大的自由，这种自由也体现在教育上。“教材还是英国体系，完全没有跟内地对接，”韩震说，“连基本的相互参照都不够。”
再加上缺乏教材的监管，隐患便慢慢形成了。
“时不时我们会听到、看到内地媒体、学者甚至政府有关部门对香港教科书进行批评”，但缺少持续的关注。石欧说，“这些教科书到底在主讲什么、宣扬什么、灌输什么？我们不敏感不清楚，尤其是没有从组织、制度以及学理的层面对香港的教科书进行全面而持续的跟踪监测与研究，导致我们对香港的一些教育举措了解不够，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
这种“隔断”在历史教育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不少研究人员指出，香港回归以后，中国历史并没有成为香港中小学生的必修课，“即使讲，他们也会挑选着讲。中国的历史也用英文讲。”一位教育部统编历史教材的专家介绍说。
香港的中国历史更多介绍古代的中国，近代的事情基本不碰。“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内容，在香港教材上更是少之又少。”韩震说。
“通识教育”系列书中用反华政治漫画作教学材料图片来源：瞭望智库
香港通识教育的权威专家之一邓飞，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曾经举了这样的例子：当年参加读大学预科前的会考时，历史试卷分为ABC三部分，A大约是夏商周到唐朝，B是唐朝到明朝，C是明朝之后。绝大多数人选A、B，选C的极少，因为老师都不怎么教。
缺乏约束的自由加上殖民化带来的“隔断”，产生的后果就是“我们很难真正地拉近香港年轻人与祖国的心理距离。”韩震说。
“可比较的是，澳门更多的是使用内地编撰的教科书，香港的教材由香港自己的编写团队编辑，两地青少年人心的向背差异显著。尽管原因复杂，但教育、课程特别是教科书在其中起的作用是不能否定的。”石欧说。
香港学生的第一课就应该是国民教育
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邀请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在介绍香港事态时表示，香港的国民教育确实存在缺失，香港学生的第一课就应该是国民教育。
这里也存在着一个误区，不少人认为国民教育就是政治教育，甚至“洗脑”，连很多学者也存在这样的观点。
韩震说，国外也有类似于我国《道德与法治》的教材，比如有的国家的“社会课”讲的就是他们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基本道德规范；有的国家就叫“公民”课或者“公民与政府”，所讲内容包括地理、经济及他们本国特有的价值观。
韩震强调，教材就是国家事权，一个国家必须让自己的公民有统一的道德价值，有共同的文化底色，在此基础上可以有多元的追求，“但是，共同的文化底色和共同的价值观，是必须的。”
石欧教授介绍，我国已经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教科书管理体制，在国务院层面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成立了直接管理全国大中小学教材的最高行政机构教材局，体现了国家对大中小学教材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自2017年9月起，我国开始推行由教育部统编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提高教材的质量，更好地体现国家意志，弘扬正确价值导向，发挥其在人才培养环节中的统领作用，帮助广大青少年学生从小打上中国底色。
我们确实应该好好反思香港的教育问题了，因为反思是为了能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香港。
来源：海外网、参考消息、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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